人类缺少雷蒙·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

20世纪60年代末,法国知识界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:宁可跟着萨特犯错,也不跟着阿隆正确。 哲学家萨特成为运动的精 […]

人类缺少雷蒙·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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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60年代末,法国知识界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:宁可跟着萨特犯错,也不跟着阿隆正确。

哲学家萨特成为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,而他的好友雷蒙·阿隆则一度成为全社会攻击的对象。

阿隆几乎带着讽刺与嘲笑看着这样一场闹剧,这让当时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、工人和学生深恶痛绝。另一边,阿隆也批判政府的行径,这让政府和一些右翼知识分子也将他看成是敌人。

时隔多年,阿隆已被证明是当时几乎唯一还有理性的知识分子。但在1968年,他被所有人围攻和讨伐。也许,从未有知识分子像阿隆这样孤独。

历史学家托尼·朱特曾说,阿隆是那个时代法国所有重量级思想家里,唯一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。

这个评价虽是赞誉,却也透着悲哀。以追求真理为天职的知识分子,不就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吗?如果知识分子都不清醒,社会将病成什么样呢?

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,可遇而不可求。在任何社会,他很可能都注定是孤独的。早在1955年,阿隆就写出了《知识分子的》。在书中,他剖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流行病,认为他们都在吸神。

阿隆说,法国知识分子既没有试图认真解释世界,也不打算认真改造世界,他们只是抨击世界,谈论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。他们拿着从激进主义那里学来的观点歪曲现实,并把自己草草付梓的理论当作是未来世界的说明书。

他深知,知识分子不理性将是社会最大的灾难。然而,就在阿隆出版《知识分子的》后的十三年,「五月风暴」到来了。一切又原封不动地重演一遍。

法国的年轻人不满戴高乐的保守倾向,加上大学扩招使工作机会减少,他们于是借越战等理由走上街头。这些年轻人有工人,有市民,而大部分还是学生。

他们没有统一诉求,全都在这个宣泄的过程中看到了某种自己想要追求和实现的改变。

知识分子在其中大谈自己的理念,将这件事当作一个全面改造的契机。福柯听说巴黎正在发生的事情后,马上回到巴黎,他在其中看到了人们试图挣脱「微观权力」的束缚。

在这种情况下,阿隆在《费加罗报》撰写的一系列冷静文章成了「反动」思想。他批判这场运动的荒诞,认为这只是一场正在上演的「心理剧」,而「一旦狂欢演变成了无政府」,则「马上会变得比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秩序都更无可容忍」。

阿隆说,「五月风暴」不是法国革命历史的顶点,而是这一传统最后的苟延残喘,是一场革命哑剧。

事实证明,阿隆是对的。「五月风暴」到后来完全失控了,狂热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开始要求戴高乐下台,而戴高乐匆忙逃离并带回了军队。学生和工人造成的混乱反而使戴高乐政府受到了更多民众的支持。一切回归正常。

阿隆却因为他的清醒得罪了整个社会。他因指责戴高乐政府忽略现实问题而得罪了右翼,又因指责知识分子和学生被冲昏头脑而得罪了左翼。

历史学家和记者布兰科·拉兹齐(Branko Lazitch)这样描述阿隆当时的处境:「他在巴黎知识界不受欢迎,这还是轻的。整个社会都把他给流放了。」

法国知识分子远远没有从热忱中清醒过来,比起阿隆,他们更需要。阿隆有的,只是孤独。

1968年,不是阿隆唯一一次陷入孤独,也不是他唯一一次展现出惊人的理性和准确的判断。

早在1931年,阿隆26岁的时候,他就意识到德国正处于「深渊之侧」。而当时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,还满足于绥靖政策带来的短暂的安宁,对德国问题置若罔闻。

1933年,阿隆发表了一篇文章,呼吁法国应回到政治现实主义。可当时的他人微言轻,没有人关注他在说什么,甚至当时反法西斯阵营的知识分子也无动于衷。

之后的事情,无需多言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法国成了德国的占领区。阿隆也逃离法国来到英国,加入反纳粹阵营。

▲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的会面,当时英国和法国都采取绥靖政策,纵容德国以制衡苏联

也是在1930年代,法国知识分子正在将苏联视为新世界,他们认可俄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,更对否认一切传统观念的未来主义笑脸相迎。

罗曼·罗兰1935年在高尔基的邀请下前往苏联,认为苏联「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」。五年前的纪德,也对苏联充满好感。

后来,阿隆的好友萨特在1954年访问了苏联,并发表了后来被他自己认为是「撒谎」的演讲。

法国知识界,几乎只有阿隆对此冷眼旁观,辛辣地评论道:「可惊复可笑,欧洲左翼为他的上帝充当金字塔建筑工人。」

在阿隆眼中,知识分子们的热忱只是由自身的「天真烂漫」和「偏远的地理位置」促成的投怀送抱。

1954年,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发生激烈的民族独立运动。民族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利亚发起游击战,萨特为民族解放阵线击节叫好,恨不能参与其中。戴高乐则表示反对,立场强硬。

之后的几年中,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一幕幕惨剧,冲突的各方不断升级,酷刑成批发生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。

而阿隆早就看出,法国卷入阿尔及利亚独立,得不偿失,这对于法国社会本身未尝是好事。

阿隆不反对法国拥有殖民地,但他在阿尔及利亚事务上看到的是,法国已经没有能力维持局面,除非依靠暴力手段。

萨特和阿隆都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,但阿隆的论点不是来自哲学意义或是道德价值,而是来自于对现实的把握。

在阿隆看来,萨特选择相信自己的理论,选择相信头脑中的世界,却不愿回到现实,回到常识。他们的关系也因价值观差异而破裂多年。

因为站在高高的道德堡垒上,萨特从不用为自己的错误道歉,而阿隆却常常因为自己的清醒和现实感遭受指责。人们总是错误地理解阿隆,只是用冷血来指责他。

30年代,阿隆在纳粹和苏联的问题上与法国知识界渐行渐远;50年代,阿尔及利亚让他与同行分道扬镳;60年代,他因「五月风暴」遭到全社会的「流放」。

▲阿隆早年在全球各地都很受欢迎,唯独在祖国遭到冷遇,直到晚年这种情况才发生扭转

在国外,他早就得到了应有的敬仰,英美世界尊敬他、赞赏他。在萨特访问中国、苏联和古巴,试图为理论找到现实镜像的时候,阿隆却与基辛格、戴高乐、尼赫鲁和朴正熙谈论现实,自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。

到了70年代末,所有法国人都反应过来,阿隆是对的。现实从来都是阿隆描述的样子,而法国一次次把他忘记了。

于是,80年代以后,法国社会对阿隆的认识来了一次180度的大翻转:他成了法国的良心,成为了真正的智者。

阿隆有幸活得足够长,在70岁以后看到了这一转变,接受了法国民众发自内心的敬仰。

今天看来,阿隆不啻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异类。不论他被围攻,还是被推崇,都源于他的清醒与睿智。但又有谁知道,他为自己的特别付出了怎样的孤独。

阿隆年轻时本来顺风顺水。他出生于巴黎的中产阶级家庭,他的父亲是犹太人,一个踏实工作的律师。在一批将来会名震世界的优秀青年中,阿隆无疑是最优秀的那位。23岁时,他在巴黎高师的哲学考试中获得第一名。同样的考试,萨特没有通过。

不论学校中的内容,课外内容还是体育运动,阿隆从来是同窗眼中的榜样。在课外,他博览群书,钻研康德、胡塞尔的著作。实际上,萨特、波伏娃和梅洛-庞蒂后来所推崇的存在主义,正是阿隆推荐给他们的:阿隆的视野,从某种程度上说左右了法国未来几十年的方向。

和当时的法国学生一样,阿隆一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,但阿隆的眼界决定了他没有像其他同龄人那样极端和偏执。他在德国哲学上下了大功夫,也遍览英美思想和文化,尤其对法国思想史有独到见解。

在阿隆看来,对历史的终极认识既不可能,也不可靠。人本质上是历史的局内人,不可能从外部掌握历史,正如一个人无法举起自己。

但这并不是说,人可以不用努力寻求真相;相反,人要寻求理性,寻求真相,但不是寻求一劳永逸的一元论答案。理性和智识从来是帮助我们以多元的视角触摸历史,让人从中选择一个更优选项。

正是这样的观念,或者说选择,让阿隆一生努力追求一种平衡:对理论和现实的平衡,对历史和当下的平衡,对理性和道德的平衡。

他从没有停止探索真相,从没有依靠一个自认为成熟的理论去寻求改造社会。正因如此,他的选择总是小心翼翼,因此丧失了一种自信地建构能力,而这正是萨特的特长。

▲1979年,74岁的萨特(左)和阿隆(右)与哲学家安德烈·格鲁克斯曼(中)在关于越南战争的新闻发布会上

托尼·朱特说阿隆是「局外的当局者」,这句评价是中肯的。他从不是社会事件的当局者,但也从不是局外人。

他所做的无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,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,并保持理智。可是在两次世界大战、技术革新和群众狂热的潮流下,这如此简单的事情,却又比登天还难。

这样的态度,让他一生保持着独特的智慧。在外人看来,他有时清醒到了无情的地步,有时忧心忡忡又过于杞人忧天,时而是右翼眼中的左翼,时而又是左翼眼中的右翼。

然而,摇摆变化的始终是社会浪潮,而不是阿隆。托尼·朱特为阿隆立传,副标题就是「理性的报应」。阿隆的理性带来的报应就是孤独。

在《责任的重负》中,托尼·朱特写道:「阿隆在大部分成人岁月里都是法国知识界里一个孤独的背影,直到生命之火燃尽前夕才翻身,随后又成了毫无鉴别力的赞誉和敬意的投放对象。」

阿隆从始至终都是孤独的。当他晚年收获所有人的敬意时,他同样是孤独的。因为那些人依旧是「毫无鉴别力」的,他们只是从一种潮流的热忱中走出来,把激情投向了另一边罢了。

他的一生看到太多这样的时刻。当人们沉溺于绥靖,对纳粹浑然不觉时,人们是盲目的;当知识分子沉浸于苏联的社会改造时,人们是盲目的;当人们深陷民族主义热情,发起文化与道德革命时,人们还是盲目的。

他一生小心翼翼地守护理智,就是为了不陷入这种盲目之中。果然,法国的主权、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、阴谋论都无法打动他。甚至作为犹太人的他,连对以色列建国与中东战争也不能让他失去平衡感。

社会和人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,一切选择都并非是简单的善恶选择,阿隆用他的人生与思想告诉人们,人类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实现什么的热情,而是拒绝什么的理性。

就像托尼·朱特写的那样:「阿隆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,在长夜将尽、曙光微露的年头把智慧送抵法国知识分子手中;但是对他的作品及其长期孤独迟到的赞赏,却又模糊了他对法国公共生活英雄般的贡献。阿隆不是道德家,但他的整个职业人生构成了一场以理性对抗历史的赌博。他赢了……」

这样评价,并不为过。每个意图回归理性和良知的地方,都需要雷蒙·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;每个丧失这些品质的地方,都缺少雷蒙·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。

人们也许永远不会「跟着阿隆正确」,但至少应该庆幸曾被阿隆的智慧刺痛过,警醒过。

雷蒙·阿隆被誉为20世纪“最后的自由主义者”,继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之后,法国最重要的自由思想家。阿隆认为,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,是讲明事实,传授知识,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。因此,阿隆为自己提出了两项任务:“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,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。”

尽管阿隆的思想如此重要,但在国内往往人们只知萨特却不知阿隆。阿隆就像一个逆行者,在法国备受冷落,却依然坚定地捍卫者法国人文精神的遗产,也是人类精神的共同遗产:理性与自由。

◎他的书擦亮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:他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的意识形态的现状,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的分子的处境。他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,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混乱不清,正是这种混乱不清造成了许多智识上的“怪胎”。半个世纪后,重读阿隆,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锐惊叹,因为,阿隆的预言正在一一实现。

◎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:阿隆基于权力和体系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。在对理论、历史、社会学三个范畴的透彻思考的基础上,阿隆进入对人类行为学的分析。他探索了有关治国方略的持久问题,阐明了一个不同于马基雅维利“幽暗”观点的,也不同于理想主义者充满乐观情绪的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。

◎他的一生,就是一部20世纪的历史:阿隆几乎经历了20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:希特勒的崛起、法国人民阵线、慕尼黑事件、二战爆发、欧洲联合、美苏冷战、非殖民地化、戴高乐主义、五月风暴、越南战争、等。在那时,全世界都未看清纳粹及乌托邦思想的真面目,而他已然意识到“即将袭击整个世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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